自二胎全面开放，很多育龄青年对生二胎表示很担心，各种头疼问题：孩子谁来照料、怎么解决入托和入学，还有养育孩子成本等各种方面的问题？这些该怎么解决？代表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回应很多家庭不生二胎因生不起”提问时表示，最近调查发现，“生二孩”顾虑主要是集中在影响妇女就业、孩子照料、怎么解决入托和入学，还有养育孩子成本等方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

生不生二孩也成了昨日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多位代表表示，“最多生两个”已经成为了当前育龄青年的主流观点。但生育二孩与否的顾虑涵盖生活成本、孩子托管等多方面，政府应在给育龄青年“减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代表建议，将学前教育等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以公办为主体，政府主导，少量高端民办为辅助的学前教育体系。

“建议国家实行12年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表示，学前教育费用日益飙高、婚育机会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产假问题、女性就业问题等都成了想要生二胎的父母面前的一道道“大坎”。原先预计“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200万人。但到2015年8月为止，也只有169万对夫妇提出生育二孩申请。

为此，贺优琳在今年两会的议案首先建议施行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减轻生二孩的家庭经济负担，增加民众生育意愿。

其次，他建议将产假延长，女方产假时间要比第一胎长一个月。保障各种福利，延长男方产假。

此外，贺优琳建议政府需要做好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营造一个愿意生二孩的社会氛围。比如，提高教育的投入，降低养育成本。办好学前教育，把幼儿园纳入公立教育，形成以公办为主体，政府主导，少量高端民办为辅助的学前教育体系。

“我呼吁创造条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国家实行12年义务教育。”贺优琳说，“0-3岁是一个人大脑开发的最佳时期，3-6岁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而我们恰恰严重忽略了这六年，但是这是关系国家未来的事情。”

“回看当年，我们的GDP总量不到10万亿，就能做出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的决策。如今的GDP总量67.7万亿，多做三年义务教育没有问题。”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政府提供免费入托入幼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认为，要使全面二孩政策落到实处，就必须减轻育龄夫妇生养孩子在经济上的负担。

她提出，首先政府应减免税收，税务部门应制定具体办法，减免生育二孩的家庭个人所得税。

黄细花解释，如果仅仅计算经济账，对于父母来说生养孩子是一笔亏本“生意”，生得越多亏得越多，而家庭缴纳的税费却一点不少。

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多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并提供财政补贴。例如，新加坡家庭如果生育两个孩子，家长可得到：2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婴儿花红、5.3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育儿及托儿津贴、1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4.6万元)所得税减免。

其次，黄细花呼吁延长生育假，将生育假期从现在的98天延长到180天，以利于母乳喂养。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解决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

她认为，适龄且符合政策的夫妇犹豫生育二孩，工作与生活难以兼顾是一大因素。“现在许多想要生二孩的夫妻都是双职工，如果女职工生完孩子后需要继续上班的话，必须有足够的、令人放心的托儿所。政府有必要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缓解女职工的负担、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抚养二孩成本不会成倍增加”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他一直支持一个家庭应该有两到三个孩子。

俞敏洪表示，生不生二胎首先还是要看经济条件，但是有人可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抚养二孩的成本会成倍增加。

他认为，实际上，抚养二孩比抚养第一个孩子只会多花20%到30%的费用。例如，第一个孩子留下的衣服、鞋子，第二个孩子都可以穿;而教育方面，九年义务制教育制度下，上学费用一般都可以承受。

俞敏洪表示，生孩子完全是个人事情，政府没有必要用政策去限制二胎或三胎，因为对城市人口来说，最多可接受的也就俩孩子。对农村来说，大部分地区以两到三个孩子居多。目前，进城务工人员的观念也在转变，在他们看来，二孩也是上限。“最多生两个”也是目前多数育龄青年的观点。“今后再限制是否生三胎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就业保障方面，俞敏洪认为，企业应该给予育龄女性生育后可以回归工作岗位的承诺，保障育龄女性平等就业。他举例说，在新东方每年都有上千名女性生孩子，可以带薪休半年产假，之后也可能会给男职工放一周左右的生育假。